改革新政穩定民企信心


2016年10月20日 香港經濟日報《神州華評》

近日,中央深化改革小組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對完善產權保護制度、推進產權保護法治化進程的有關工作進行了全面部署。

《意見》共提出了十條,但總結而言,有三點內容最為可圈可點:一是廢除對非公經濟不合理規定,完善平等保護產權的法律制度;二是政府不得以換屆為由違約毁約;三是嚴格遵循法不溯及既往、罪刑法定、在新舊法之間從舊兼從輕等原則,以發展眼光客觀看待和依法妥善處理改革開放以來各類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經營過程中存在的不規範問題。

避免隨意執法

意見的推出對於提高民企產權的保護水準有着積極的意義,尤其是第三點的提出,更是令針對民營企業的司法實踐中法律適用錯誤、隨意性大、受地方政府和官員個人干擾等問題,有了顯著的改觀,使得曾經模糊而混亂的執法過程變得有法可依。

意見的推出對於民企的經營環境帶來了積極的變化,甚至有不少媒體將這一改革直接解讀為「中央大赦民企歷史原罪」,並由此引發了熱烈的討論,不過《意見》的推出固然是進步,但將其解讀為大赦民企歷史原罪卻並不恰當。

原罪是一個很有中國特色的詞彙,因為中國自建國以來經歷了不同的發展階段和很多特殊時期,所以中國的民營企業,在早期發展中,或多或少都存在着違法、違規或違反道德的不規範之處。而伴隨着原罪而來的除了企業的快速發展,在光鮮的背後,也一直隱藏着政府翻舊帳的風險,執法過程中的隨意性和選擇性更是給帶着原罪的民營企業帶來了巨大的不確定性,令民營企業家的心裏就像十五個吊桶,七上八下。這不僅影響民企投資的積極性,同時也影響着中國的經濟增長。

增投資積極性

中國近年來富人資產轉移外流的現象十分嚴重,這與民營企業家顧慮原罪之事不無關係,《意見》提出之後可以讓民營企業更加安心地在國內經營,一方面提高民企投資國內的積極性,另一方面減緩財富的外流速度。從這一層面來看,《意見》的提出對於穩定中國的民營企業家之心,確實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作為在企業家群體中最早提出「原罪」這一說法的萬通控股董事長馮侖,曾經就自己對「原罪」的理解有過深刻的解讀。摘錄原文如下「萬通集團公司從一創立就把自己的生日(9月13日)確定為『反省日』,以求自警自省、不斷進步。記得1996年在海南開『反省會』時,我們就檢討自己,為甚麼從1991年開始辛辛苦苦做事,公司報表卻總也撥不正?反思之後發現其實從根上就錯了。於是我想到『原罪』、第一宗罪,最早的病變基因是在眼睛看不到的地方。我們在討論時援引宗教說法,把民營企業最初邏輯上的發展悖論和體制環境中一些不妥的制度安排稱為『原罪』,後來被多數人理解為最初的錯誤,比如道德上、財務上的。但是到2002年學者們開始討論的時候,郎咸平等人把『原罪』定義為用不正當手段行賄謀取暴利,這就把『原罪』放大了,把現罪也加在了『原罪』頭上。我不贊同這種說法,這和我經歷的民營企業發展最初的煎熬不是一回事。我堅持認為『原罪』是最初制度安排上的困境和悖論造成的源發性疾病。」

從馮侖的觀點中不難看出,其實他最早提出所謂「原罪」一說,是指民營企業在特殊的體制環境中所經歷的痛苦煎熬和採取的無奈手段,所以按照目前社會普遍對於「原罪」的理解,這種帶着宗教色彩的說法,對於民營企業而言,是並不公平也並不恰當的,中國民營企業所謂的「原罪」,更多的是制度性原罪,是由於特殊時期政策法規的不完善所造成的。

實際上,撇開那些諸如偷稅漏稅、行賄受賄等在在現行法律體系內也罪不容恕的「現罪」企業,對於那些與中國共同成長、撑過了新中國的多災多難,堅持到了現在並撑起了中國經濟半壁江山的民營企業來說,其實根本就無罪可論,又何談大赦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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