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應對美國稅改 企業綜合成本要減


2017年12月15日 香港經濟日報《神州華評》

12月2日淩晨,美國國會參議院以51比49通過了“減稅與就業法案”。雖然法案的最終版本還需要進一步的協商,但大規模減稅的推行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作為全球最大經濟體,美國的大規模減稅可謂是牽一髮而動全身,全球的經濟格局都可能由此發生變化,中國也將受到全方位的影響。

通過減稅刺激經濟增長以帶動就業和提高收入的做法在美國並非首次,在列根時代就有“涓滴經濟學”這樣一個觀點和嘗試,即政府通過給企業減稅擴大企業投資並獲取更多利潤,從而帶動經濟增長,使總財富增加,最終實現政府收支的再平衡,並使窮人受益。特朗普提出的減稅方案也遵循了這一思路,其主要目的是振興本國的實體經濟,推動製造業投資,避免日益增長的貿易逆差,通過經濟結構轉型帶來新的就業機會和經濟的再增長。

而從減稅方案的具體措施來看,大體可以歸納為三個方向。一是將美國企業的所得稅從目前的35%降至15%,此舉旨在為美國企業減負,將對美國製造業回歸帶來明顯的政策支撐。二是將海外美國企業利潤匯回美國的所得稅從35%降至7%-14.5%區間,這將大大刺激美國海外企業將利潤匯回美國。資料統計顯示,截至2016年四季度,美國企業囤積在海外的利潤高達2.4萬億美元,減稅可直接將這些企業匯回利潤的成本降低超過6000億美元。三是大幅度提高個稅扣除額,並把個稅從七檔減至四檔,以刺激內需消費。

對於減稅法案最終能否取得成果,也不乏質疑聲,以民主黨為代表的自由派就提出,減稅法案最大的受益者是富人和大公司,對處於金字塔頂端的群體進行大幅度減稅,可能會加大美國目前的貧富差距,加劇社會矛盾。同時,減稅會進一步給政府的財政收入帶來壓力,讓美國背負更大債務包袱,這對於目前債務總額已經高達20萬億美元以上的美國政府來說也絕非益事。自由派的擔心不無道理,實際上如果減稅後經濟沒有明顯增長,那麼不僅貧富差距會加大,債務危機也有可能引發新一輪的經濟危機,但如果維持現狀,也很難有機會出現新的經濟增長動力,減稅與否本身就是一場博弈。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很可能就是在衡量了風險與收益後,做出了一次政策上的賭博。

當然,特朗普的這場賭博最終會給美國帶來什麼結果並非眼下我們需要考慮的問題,中國需要面對更直接的挑戰,會有什麼變化,如何合理應對才是我們更需關心的問題。

從直接影響來看,應該主要有三點。第一點是刺激在華的美國資本回流和外資的撤離。減稅之後,美國本土將擁有更低的稅賦環境,美國企業海外利潤回流成本也將大幅降低,加上更透明的政商關係和更友好的經營環境,在中國的美資有足夠的動力撤離中國,對於不少苦於適應中國經營環境的外資而言,去華赴美也是不錯的選擇。而外資的撤離固然會給中國本土企業釋放一定的發展空間,但缺少了外資帶來的“鯰魚效應”,行業如何實現反覆運算升級又將是一個新的問題。第二點是中國的金融市場將面臨資本外流的壓力。中國正在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和一帶一路發展戰略,這都需要放鬆對資本的管制,在告別嚴格資本管制的大背景下,資本的逐利性將體現得更加明顯。而減稅計畫的推行,將使得美國在消費增長和投資增長的支持下,帶來更佳的經濟表現,並成為資本市場的堅實支撐,資產價格的提升將會吸引大量的資本流入,中國很可能成為資本流出國。第三是給人民幣帶來貶值壓力。特朗普稅改的落地,大概率會令美國的實體經濟進入一輪長期的穩定增長階段,疊加美聯儲進入加息週期和持續的縮表動作,很有可能帶來一波長期的美元強勢表現,與之相對的,中國本身就會面臨資本外流的壓力,同時政策調控的空間在資本市場開放的大趨勢下愈發受限,故而人民幣有可能會面臨一輪長期的貶值壓力。

更重要的是,從更加深層次的影響來看,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是國家發展的核心內生動力,各國都在大力推進創新,爭取成為未來環球經濟發展的引領者,而如果在這個階段,美國通過減稅,一方面吸引本國的高端產業回流,另一方面刺激全球高新技術企業進駐,再加上技術、人才、資本等美國本就遙遙領先的優勢資源,那麼,美國將很有可能再度掀起科技創新的高潮,繼續成為下一波工業革命的引領者。這已不僅是對中國現階段存量經濟發展帶來影響,更將是對中國未來以技術創新帶動的增量經濟發展帶來的挑戰。

基於以上的幾點考慮,在美國減稅政策落地之後,中國所面臨的發展環境其實已經十分嚴峻,正是因為短期和長期都面臨著不確定性和新的發展的壓力,才更加需要慎重以對,美國大規模減稅對中國的影響並不像市場中的一些觀點所說得那麼輕描淡寫。而具體到如何應對,也是一個需要認真探討的問題,簡單粗暴地跟著一起減稅肯定是不可行的。

由於中美國情的完全不同,所以簡單複製黏貼並不能解決問題。雖然中國一直在經濟結構轉型的過程中,但目前中國的經濟增長仍然嚴重依賴政府投資,這就決定了中國必須有一個強財政能力的中央政府,來代替社會資本進行相當規模的轉移支付。同時,不同於美國經濟由大量私營企業主導,中國的央企和國企在經濟總量中佔據70%~80%的份額,簡單的降稅並不能夠顯著提高國企和央企的經營效率,換來等質等量的經濟增長。因此,在中國進行總體減稅,空間不大,效用也不強。

而實際上,中國企業現行所得稅25%,增值稅17%,放在世界範圍內,僅屬於中等水準,並不算高的離譜,但為什麼中國還曾被評為全球稅負第二重的國家呢?李克強總理曾經說過:“有聲音認為企業稅負過高,其實仔細掰開來算細帳,主要是企業的非稅負擔過重。企業成本高在哪兒,還不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太高?”總理一語中的,正是由於經營中各項費用支出、隱性成本太多,才導致企業實際負擔遠遠超出名義稅務負,這才是中國應對美國減稅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

因此,美國此輪的大規模減稅,與其說是在倒逼中國跟進減稅,不如說是在倒逼中國降低企業經營的綜合成本。要達到這個目標,需要不斷完善相關法律法規,持續提高政府服務水準,通過制度和流程的規範,消除政府部門對商業行為的不當干涉,減少企業隱性成本。與此同時,還要把一些已經出臺和將要出臺的減稅措施真正推進和落實,優化中國的經商環境,提高對企業的吸引力,這才是標本兼治的應對之策。

此次美國減稅政策出臺後,有觀點認為美國此舉是將全球推入稅改“軍備競賽”的不負責任的表現。但站在美國的角度,經濟增長需不需要稅改呢?答案是很可能需要。站在百姓的角度,美國民眾支不支持減稅呢?答案是大多數支持。站在企業的角度,各國企業歡不歡迎減稅呢?答案是基本上歡迎。那麼我們又是站在怎樣的立場上指責美國減稅不負責任呢?是因為減稅“損害了”中國的國際競爭力?但一個國家公共競爭力的優劣不應是互相比誰更爛,而應是在壓力面前積極應對,尋求新的發展,謀求新的進步,這才是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應有的態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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